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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
发布时间:2019-06-12 10:55

  那年“四五运动”,他和同事们将花圈抬进广场摆放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带领广场上的人们高唱“国际歌”,以此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悼念。当发现他们写的悼词被撕掉后,他又重新写了悼词以及针对等人的小字报,拿到广场张贴。他还偷偷带上相机,将广场上人们悼念的场景摄入镜头,由此拍下了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这也是他第一次感受到摄影的力量。

  此前,这部父亲送的在抗战时缴获的日本照相机,他只视其为玩具,用来拍合影。

  贺延光的父亲是位老同志,由于工作调动,1964年带领全家从内蒙古搬来北京,那一年贺延光13岁。文革开始后,贺延光成了“”,参加全国范围的“大串联”,1968年“上山下乡”,被下放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直到1973年想尽一切办法将户口迁回北京。

  “四五运动”发生时,25岁的贺延光是北京市崇文区工业局最年轻的党委委员,身兼崇文区化纤厂革委会副主任、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多重职务。由于单纯的对这个国家天然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感,他选择了一种最激烈的表达。一个月后,5月6日,贺延光进了监狱,被审讯了49次,7个月后出狱。如果不是辞世,很难说他的命运会转向何方。

  贺延光成了英雄和革命者。1978年8月正式平反后,他陆续做了70多场关于悼念事件的报告,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并且当上了北京团市委委员。

  但贺延光喜欢照相,想当记者。1980年,《北京青年报》复刊,贺延光离开北京团市委,来到《北京青年报》,如愿成为一名摄影记者。1982年,他加入《中国青年报》,三年后担任中青报摄影部主任直至2014年退休。

  在“政治挂帅”、“一切为政治服务”的年代,新闻摄影为政治服务,照片弄虚作假、“高大全”“红光亮”的摆拍作品比比皆是。贺延光自己在“五七干校”劳动时就有被《人民日报》摄影记者摆拍的经历。刚参加工作时,他也参与了“摆拍”。

  改革开放后,外国摄影人的作品进入中国,贺延光看到了一些真正新闻记者的照片。他印象很深的一张照片是去世时,一位外国记者拍的长安街照片。照片上是“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席”字中间是降了半旗的旗杆。贺延光说:“就这样简单、客观的画面,给人的心理冲击却是非常大的。我们喊了几十年‘万岁’,从来没有人想到领袖真的能走。”

  另一张是一位美联社记者拍摄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前毛主席像徐徐摘下来的一幕。1980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少宣传个人”指示,其中专门有一条: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有碍国际观瞻,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的限度。

  此后,从首都到全国各地采取一致行动。的画像从会议室、教室的墙上被摘下,大街小巷砖墙上粉刷多年的“毛主席语录”被清理掉,绝大多数毛主席塑像被推倒……

  贺延光说:“当时,对于这些符号性的历史事件,我们都是麻木的。”而美联社记者的照片让他看到另外一种视角和眼光。

  当时,中国新闻摄影界当时也展开了“摆拍”“抓拍”的大讨论,这都让贺延光受益匪浅。他把自己曾经参与过的“摆拍”式的新闻拍摄手法总结了8个字,叫“领会精神、组织画面”。弄清这个问题后,他就定下了自己的工作原则,“宁可拍不好,也绝不去造假”。

  抓拍具有“符号性历史性事件”的眼光并非一日造就,而是需要天长日久的锻炼。贺延光开始无时无刻不在学习,“读中国历史,懂哲学,研究人生、研究社会”。

  几十年来,贺延光始终致力于“不为历史留下空白”,成为中国摄影的旗帜性人物,留下了《小平您好》《》《老山战事》《民主进程》《深圳又长高了》《广西大排雷》《九江决口》《巴楚地震》《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 民主一大步》《背儿子回家》等经典摄影作品。这些照片放在一起,我们能看出改革开放40年时代变迁的脉络。

  1984年10月1日,广场举行国庆35周年庆典,群众游行队伍中,北京大学学生突然打出了一个意外的横幅——“小平您好”。“小平您好”这个场景的出现,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体现了整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状态。当时改革开放取得一定的成果,中国普通人都得到了实惠、心情舒畅。北大学生由衷地尊重,在他们心里,和自己是平等的,所有的干部和百姓都是平等的,写“小平您好”完全是他们的自发行为。

  贺延光是拍下这个画面的少数摄影师之一。他并未受邀报道国庆大典,而是“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团”的随团记者。当时正值中日关系“蜜月期”,“三千日本青年访华团”受的邀请而来,与中国青年友好联欢了十几天。日本青年还参加了广场的国庆阅兵仪式,甚至受邀登上观礼台。贺延光也随团登上观礼台,但活动范围非常小。

  群众游行开始的时候,北大学生方队突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条幅。贺延光眼前一亮,不假思索地把照相机举过头顶,用盲拍的方式拍了下来。当晚贺延光把“小平您好”照片兴冲冲地送到总编室,没想到当时的总编室主任认为“有个人崇拜之嫌”而拒绝刊登。那时中央发了一系列文件要求汲取“文革”教训,禁止再突出个人,人们对“个人崇拜”万分警惕。

  后来在贺延光的坚持下,报社领导做了权衡,最终这张照片在第二天见报。由于准确表达了人民情绪,这张照片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共鸣。此画面瞬间传遍世界,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一段珍贵的记忆。

  事后贺延光自己分析为什么看到“小平您好”的横幅眼前一亮,“是因为没见过!原来我自己三天两头地参加游行,喊的口号最多的是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中国人喊了几十年。现在‘小平您好’突然对领导人直呼其名,当然眼前一亮。从‘万岁’到‘您好’表达了社会的变化和人民的进步。”

  1988年3月28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通过七个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时,人大代表黄顺兴走到话筒前大声说:“我反对!”他讲了反对的理由:主任委员周谷城先生学问很高,我非常钦佩;但他89岁了,这么大岁数的人,不应该再辛劳他了。难道就没有年轻人为国家做事?

  黄顺兴是台湾彰化县人,农业专家,曾两任台湾“立法委员”,因敢于直言而得名“黄大炮”,1985年来到大陆,受到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台湾代表团选他为七届全国人大代表,并当选人大常委会委员。

  黄顺兴发言完毕,全场掌声雷动。虽然周谷城最后还是当选了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这是自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来,第一次公开出现不同的声音。

  在过去这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台湾代表黄顺兴改变了历史,而以摄影记录下这个历史时刻的人是贺延光。

  当天,贺延光进入人民大会堂的时候,发现跟往年有所不同,大会堂走廊里隔十几、二十米就有一个麦克风,他当时没反应过来。上午会议接近尾声,许多国内摄影记者已经离开,但贺延光仍在现场。那之前记者对人代会通过人选的认识是“举手一致通过”,突然代表席里站出一个人高喊“我反对”,秒速牛牛手机下注贺延光这才想到大会堂走廊里的麦克风是为代表们发言预备的。他意识到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赶紧脱下毛衣拿起照相机就跑过去,拍下了这中国民主进程中的一幕。

  拍的时候,贺延光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把人民大会堂的环境摄入镜头。“拍新闻照片如果没有环境,这个照片以后就会有问题,人们看不懂在哪儿。一张好的照片能留下历史,尤其是了解历史的人看到它,都会想到当时它的意义在什么地方。”

  改革开放四十年,贺延光拍摄过很多重要历史时刻,也记录下很多重大事件,包括中越边境战争、九八洪水、2003年“非典”和“汶川地震”等等。同时,他的镜头中,也有很多小人物

  在中国,与绝大多数摄影记者不同的是,贺延光的每一个图片说明都交代历史背景。他独具的历史眼光,赋予其绝大多数照片以历史感和时代气息。即便是小人物的影像,也是时代的进程、历史的缩影。

  1981年前卖大碗茶的小伙子是个体户上街、北京个体经营最早走入市场的象征;1984年在庙会上进行牲畜交易的普通农民反映了八十年代农村经济责任制实行后,中断了十几年的农村庙会恢复、市场上人畜两旺;1986年在中英街上买衣服的游客和举着喇叭的安全人员背后是市场经济的诱惑和对资本主义的防范;1986年“国营店铺易主私人”背后是国企困局和当时经济界对这种做法的争辩;1987年在国企流水线上看报的女工背后是国营企业的人浮于事;1988年在菜市场外等待抢购的市民背后是当年的“价格闯关”……

  贺延光说:“拍下就是永恒。摄影的功能不仅是为了观赏,有时是为了防止遗忘。”对于那些尚不具备发表条件的照片,他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搞新闻的人要瞻前顾后。所谓顾后,是你要了解社会的背景、发展的脉络;瞻前,就是你要往前看,什么东西是我们推崇的、共有的、永恒的。历史多么顽强,不管如何禁锢,它总在持续不断地披露真相,展现事实。”

  《贺延光:职业的良知》作者:陈小波 《他们为什么要摄影:中国当代摄影家访谈录·新闻卷》

  《贺延光:这个时代按快门成了最简单的事》 作者:宋靖 《中国纪实摄影家成长实录》

  《贺延光:“那个总理成为旗帜和符号的年代”》 作者:王鸿谅 《三联生活周刊》

  《访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贺延光:用历史凝聚照片》 作者:陈国权 《中国记者》

  《中国青年报》原摄影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新闻摄影学会副会长。他的名字总是与“新闻摄影”联系在一起,始终致力于“不为历史留下空白”,代表作品有《小平您好》《民主进程》《面对生命》《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等。他4次获全国好新闻摄影奖,1次获中国新闻奖特别奖,2次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1986年被评为“全国十佳新闻摄影记者”,曾被授予“中直系统先进工作者”和“全国抗击非典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